和平将军晚年悲歌，万言书为彭帅鸣不平，周恩来为何连夜拦下

01

1966年，初夏的北京，空气中已经弥漫着一种狂热而躁动的气息。暑气尚未真正降临，一场席卷一切的风暴却已骤然刮起。

张治中家的那座旧式二层小楼，坐落在一条安静的胡同里。往日里，这里总是一片静谧，只有风拂过院中老树的沙沙声。然而，那个夜晚，这份宁静被一阵急促而杂乱的门铃声彻底撕碎了。

张治中的大儿子正好在家，他打开门，一股青春期特有的喧嚣便裹挟着几十个年轻的身影，如潮水般涌了进来。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手臂上戴着鲜红的袖章，上面“红卫兵”三个字在门廊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我们是来破‘四旧’的！」

一个看似领头的学生高声喊道，他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有些变调。

话音未落，这群年轻人便散开，冲向楼上楼下，皮鞋踏在木质楼梯上，发出咚咚的巨响，仿佛踏在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心上。抽屉被猛地拉开，里面的东西被粗暴地倒在地上；衣柜门大敞着，衣物、首饰被胡乱地翻找、抛掷。

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一位在学校教书的知识分子，面对这般景象，脸色煞白，却依然努力保持着镇定。她看着那些曾经熟悉和珍视的物件被堆积在一楼，像一堆毫无价值的垃圾。

她试图与他们理论，请求他们将物品贴上封条，至少保留一些秩序。红卫兵们草草地贴了几张，封条上潦草的字迹，更像是一种宣判，而非保全。

几天后，第二批红卫兵不期而至。他们更加强硬，直接撕掉了上一批人留下的封条，坚决要将所有“查抄”的物品运走。

院子里停着一辆板车，一位被临时抓来帮忙的老工人，默默地抽着烟，看着这群孩子的疯狂举动，眼神里是化不开的困惑和无奈，他只是一个劲地摇头。

张素我看着自己的英文打字机和一台飞利浦牌收音机也要被搬走，心中一急，近乎恳求地对一个女红卫兵说：

「同志，请无论如何留下那台打字机，那是我教学用的工具，还有收音机，我每天都要听新闻……」

那个年轻的女孩，脸上还带着稚气，眼神却异常冰冷。她轻蔑地瞥了张素我一眼，嘴角一撇。

「谁还要你教书呀！」

这句话像一记耳光，火辣辣地打在张素我的脸上，也打碎了她对沟通的最后一丝幻想。

当晚，她辗转通过电话联系上了远在北戴河避暑的父母。电话那头，父亲沉默了片刻，声音平静但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决断。

「我们明天就回北京。」

02

第二天，张治中夫妇赶回了北京的家。当他刚刚踏上院子里的台阶，还没来得及看清满院的狼藉，新的一批红卫兵已经推开大门，鱼贯而入。

他们显然是冲着这座房子的主人来的。

一个高个子男生，走在最前面，他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位身着便服、面容清癯但眼神锐利的老人，用一种审问的口气指着他。

「你是谁？」

张治中一生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在重庆谈判的桌前与对手唇枪舌剑，在新疆的复杂局势中运筹帷幄，在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艰难斡旋。他从未如此被人用手指着鼻子质问。

一股压抑已久的怒火瞬间涌上心头。他缓缓挺直了腰杆，目光如炬，盯着那个年轻人的眼睛，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晰而沉重。

「你要问我是谁，你可以去问毛主席。」

这句话里蕴含的分量，让在场的红卫兵们一时都愣住了。他们或许不知道眼前老人的具体身份，但能直接说出这句话的人，整个中国也屈指可数。空气仿佛凝固了，现场陷入一片诡异的寂静。

片刻的震慑之后，他们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开始进行象征性的破坏。一只摆在客厅角落的花瓶被猛地推倒在地，发出一声清脆的碎裂声。父亲挂在墙上作为纪念的一柄佩剑，被一个红卫兵一把摘下，得意地在手中挥舞。

「为什么不挂毛主席像？为什么不挂毛主席语录？」

他们大声地质问，仿佛这是天大的罪过。

临走时，一个红卫兵甚至顺手抄走了厨房里一把切西瓜用的小刀，宣称这也是“武器”，然后一群人扬长而去。

看着他们消失在胡同口的背影，张治中转过身，对惊魂未定的家人和机要秘书余湛邦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带着历史的穿透力，也带着无尽的悲凉。

「今后若干年，这将是一个大笑话。」

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他还是让余秘书去买回了毛主席的画像和语录。余湛邦无心之间，将一幅语录挂在了父亲座椅的正对面。那是一段出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话：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张治中每天坐下，一抬头就能看到这行字。黑色的墨迹仿佛一个个跳动的符号，深深地刺痛着他的眼睛。他看了很久，一言不发。

第二天，他才把余湛邦叫来。

「这段话，语出何处？」

余秘书如实回答了出处、时间、地点和针对的对象。

张治中听完，再度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他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整个客厅里只听得见老式座钟沉闷的滴答声，一下，又一下，敲打着一个时代的脉搏，也敲打着一个理想主义者破碎的心。

03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7年前，1949年的春天。北平，刚刚获得新生。

对于张治中而言，那三个月是他戎马一生中少有的“闲暇时光”，也是他内心世界里最惊涛骇浪的时刻。

作为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和谈的破裂，将他推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是返回风雨飘摇的南京，还是留在这座由昔日“对手”掌控的古都？

这个问题，如同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

每天，他都会独自一人，在北平的街巷里缓步穿行。他去故宫，抚摸那历经沧桑的红色宫墙；他去北海，看琼岛上的白塔倒映在太液池的碧波里；他去茶馆，听一段荡气回肠的京韵大鼓，或是去看梅兰芳、程砚秋的京剧，在咿呀的唱腔和华丽的身段中，暂时忘却现实的烦恼。

然而，每当夜深人静，那种巨大的苦闷便会如潮水般将他淹没。

他在日记中反复叩问自己的内心。

「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但现在站到共产党这边来了，人家会不会说我是‘投机’呢？」

「拿我和蒋介石的关系来说，他是国民党的总裁，我是他的亲信干部；他在反共，在主战，我则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一来就不回去了，这不是变成干部背叛领袖了吗？」

「我是为和谈来的，和谈既然破裂，为什么不回去？留在北平干什么？算怎么一回事？」

这些问题，像一个个解不开的绳结，将他的思绪牢牢捆住。他清楚，如果他选择回到南京，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国民党的特务和激进分子绝不会放过他这个“滞留敌都”的首席代表。但他又自语道：「我个人方面没有这个计较……」

他计较的，是历史的评价，是内心的准则。

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社接连发出电讯，攻击他“在平被扣”、“受中共唆使”，这更让他感到百口莫辩。他不得不提笔，在6月26日公开发表《对时局的声明》，第一次公开阐述自己的立场。

在这份声明中，他写下了自己留居北平八十天来的所见所闻，他看到了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看到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示出新的希望”。他赞扬中共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

这是他公开的表态，但在内心深处，真正的思想搏斗才刚刚开始。

他最终想通的那个夜晚，细节已无人知晓。但他自己后来对家人说，他做了一个思想上的切割——“把理论上的国民党——国民党的主义和它的应有的本质——与被反动派长期窃据的国民党的现实区别开来一想，就想通了。”

他追问自己，他所憧憬的那个由孙中山先生缔造的、有着革命精神的国民党，它的灵魂哪里去了？它为何会蜕变成如今这个样子？他一生所追求的“恢复革命精神，实行民主政策”，最终却回天乏术。

他选择留下，不是背叛，而是对他自己心中那个“理论上的国民党”的最后坚守。他背叛的，只是那个被窃据了灵魂的现实躯壳。

这个痛苦的思想转变过程，只有他自己知道有多么煎熬。

0v

就在张治中最苦闷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登门拜访，与他促膝长谈。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政治上的尊重，更有一种同志般的温暖。

在新政协筹备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着朱德等一众中共核心领导人的面，指着张治中，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朗声说道：

「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我想提请他在人民政府中担任职务，你们看怎么样？」

会场一片安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张治中身上。

还没等别人回答，张治中自己就连连摇头，声音有些沙哑。

「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

这番话，是他内心“忠臣不事二主”的旧道德观念的真实流露。

毛泽东听了，非但没有不悦，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他走到张治中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

「文白先生，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声明之日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嘛！」

“年三十”与“年初一”的比喻，形象而生动，既给了张治中一个体面的台阶，也饱含着推倒过去、开创新局的殷切期望。

周恩来则从另一个角度切入，言辞更为恳切，也更为犀利。

「你还是封建道德！」

周恩来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你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

这两句话，如暮鼓晨钟，重重地敲击在张治中的心上。他后来多次对家人说，自己思想的彻底转变，念念不忘的就是周恩来的这两句诘问。

是的，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为革命事业着想。这个更高的立足点，终于让他从个人的荣辱得失和派系的忠诚束缚中解脱了出来。

思想的坚冰一旦融化，行动便随之而来。

1949年6月，毛泽东邀请各界人士座谈，商讨新中国的国号。在整合了大家的意见后，毛泽东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在座众人纷纷表示赞同。一片附和声中，只有张治中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站起来，从容地说：

「‘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依我之见，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的话音一落，会场顿时安静下来。毛泽东沉吟片刻，点了点头，欣然采纳了这个建议。

就这样，我们国家的国号，便因这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一句话而最终定名。

05

思想上的枷锁一旦打开，张治中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他内心那份对国家、对民族的深沉热爱，找到了新的安放之处。

1949年9月，秋意渐浓。一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张治中，神情严肃地交给他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文白先生，解放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我们从新疆了解到的情况，只要您去一封电报，那里的军政负责人一定会审时度势，顺应潮流。」

新疆，是张治中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地方。他曾在那里主政多年，威望极高。

「我早有此意，」张治中回答道，「不过我与新疆的通讯早已中断，不知怎样才能和他们联系上？」

「我们已在伊宁建立了电台，」毛泽东早已安排好一切，「你的电报可由伊宁的邓力群同志转到迪化。」

张治中听后，不再犹豫，立即起草电文，发给中共在伊宁的负责人邓力群，请他火速转告时任新疆警备司令的陶峙岳将军和省主席包尔汉。电报的核心内容，就是敦促他们正式宣布与节节败退的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

一封电报，分量千钧。

在发出第一封电报后，张治中又经过深思熟虑，结合自己对新疆复杂局势的了解，专门为陶峙岳将军单独起草了一封详述起义具体步骤和注意事项的密电。

9月21日，毛泽东再次就新疆和平解放问题致信张治中，询问进展。接到信的第二天，张治中再次致电陶峙岳和包尔汉，言辞恳切地告诉他们，不应再有任何犹豫和顾虑，应立即与彭德怀元帅派出的代表接洽，宣布起义。

在他的再三敦促和有力推动下，9月25日，陶峙岳通电起义。26日，包尔汉也宣布起义。

新疆，这片占中国六分之一国土的辽阔疆域，最终兵不血刃，宣告和平解放。

1955年国庆节，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隆重的授勋典礼。张治中和陶峙岳并肩站立，两位为新疆和平解放作出巨大贡献的将军，胸前都佩戴上了一枚金光闪闪的一级解放勋章。那一刻，历史完成了它奇妙的交汇。

新政权对这位“和平将军”的尊重与关照，不仅仅体现在政治上，更体现在生活的细微之处。

1949年刚到北平时，张家一度陷入经济困难。父亲不得已，让子女去向同样起义的傅作义先生家借钱。傅先生问明来意，听说要借250元，二话不说，叫人拿出了500块银元。

这件事不知怎么很快就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仅仅一星期后，周恩来的秘书便登门拜访，送来一封总理的亲笔信。信的开头先是表达歉意，说自己关心不够，然后写道：「不知你们经济上这么困难，现拨出6000元供你们使用。」

这笔钱，在当时无疑是雪中送炭。

而毛泽东对张治中的关心，则带着一种特有的领袖风格。一次，他去南京视察，一下火车，就笑着问前来迎接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

「你借文白先生的3000元到底还了没有？」

江渭清笑着回答说还没有。毛泽东叮嘱道：「你们可别忘了还啊！」

原来，江渭清早年在湖南打游击时，经费极其困难，曾得到过张治中的慷慨资助。这份旧情，毛泽东一直记在心里。

06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气候开始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张治中性格耿直，信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让他与毛泽东之间，在亲密的友谊之下，也开始出现思想上的距离。

1952年夏天，一次长谈中，张治中对当时的外交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毛主席啊，我们国家这么大、这么多人口，只跟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搞贸易，恐怕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应该和世界各个国家都搞贸易做生意。」

这番见解，在当时“一边倒”的政策背景下，无疑是石破天惊的。

毛泽东听完，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了几步，然后转过身，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

「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两个人要争论一百年！」

这场争论，没有胜负。但它像一道细微的裂痕，预示着两位老朋友在世界观上的根本分歧。

1958年，反右派斗争的浪潮席卷全国。这场运动让张治中感到深深的不解和忧虑。他看到许多熟悉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被打成“右派”，内心极为痛苦。

运动接近尾声时，他按照要求，写了一份《自我检查书》，连同他在1949年写的《六十岁总结》一并送交毛泽东审阅。

几天后，他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信的口吻依然亲切，但内容却意味深长：

「文白先生：……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

后来，张治中当面问毛泽东：「您说我们的世界观有距离，指的是哪些地方？」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在《六十岁总结》曾说，你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很模糊的，但是今年写的《自我检查书》里怎么没有提到？你对阶级斗争还没有搞清楚吧？」

张治中无言以对。他确实无法真正理解和接受“阶级斗争”这根弦要时刻紧绷的理论。他骨子里，依然是一位信奉温和改良与和平统一的爱国者。

在民革中央，由于他对反右运动的消极态度，招致了一些激进分子的不满。一夜之间，民革大院里贴满了针对他和邵力子等人的大字报。

关键时刻，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出面保护了他。毛泽东批评某些人“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场可能降临的政治风波，就此平息。

尽管如此，张治中内心的困惑和痛苦却与日俱增。他感觉自己正在进入一个他既熟悉又陌生的时代。

07

如果说反右运动只是让张治中感到困惑和不解，那么1966年骤然降临的“文化大革命”，则让他陷入了彻底的沉默和绝望。

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熟识的一大批开国功臣，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元帅和将军，一个个被打倒，被关进“牛棚”，被拉到大街上游街示众，甚至被迫害致死。

他的心情，沉重到了极点。

曾经那个健谈、乐观的老人不见了。他整日整日地坐在书房里，沉默地读着报纸，看着上面那些颠倒黑白的批判文章，一看就是一天，一言不发。

那种郁闷的情绪，如同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攫住了他的心脏，也慢慢吞噬着他的健康。

他不是因为某一种具体的疾病倒下的。用家人的话说，他就是长期心情不愉快，身体便一天天垮了下去。他浑身都没有力气，只能躺在床上，昼夜需要人服侍。

在生命的最后三年，他每天晚上唯一的“功课”，就是等小儿子一纯下班回来，向他询问外面的情况。

「今天，又有谁被打倒了？」

「又有谁被抄家了？」

每当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他的眼神就会黯淡一分。他对一纯说过一句话，这句话道尽了他对这场运动的全部观感：

「‘文化大革命’比军阀混战还乱。谁也管不了谁，政府说话也不管用。」

当他听说彭德怀元帅被打倒，并且受到残酷迫害时，这位一向温和的老人再也无法沉默了。他不顾自己病弱的身体，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让家人铺开纸笔。

他要给毛泽东写信，为彭德怀讲话。

那是一封长达一万多字的信。在信里，他详细回忆了自己与彭德怀在西北共事时的点点滴滴。他写彭德怀的生活如何简朴，对自己如何严格，甚至连洗脸水都舍不得倒掉，留着晚上再洗脚。他用最朴实的语言，向毛泽东陈述，这样一位艰苦朴素的元帅，是绝对不会反对您老人家的。

他与彭德怀的交情，可以追溯到解放初期。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彭德怀任主席，他任副主席。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当毛泽东提出要批判彭德怀的某些观点时，就是他站起来发言，坦率地表达了不同意见。

如今，他要再一次为这位老朋友仗义执言，哪怕这会给他自己带来无法预料的风险。

这封凝聚着他全部良知和勇气的“万言书”写好后，被郑重地封存，准备通过机要渠道送往中南海。

然而，这封信并没有直接到达毛泽东的手中。它被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

周恩来读完这封信，深知其分量。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这样一封为“反党集团头子”彭德怀辩护的信，无异于一枚政治炸弹，足以将张治中本人炸得粉身碎骨。

周恩来没有将信呈送上去。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立即派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乘坐飞机火速赶往广州。那时，张治中正在广州休养。

高登榜见到张治中后，没有提及信的具体内容，只是郑重地转达了周总理的口信：

「周总理让我转告您：您写的信，主席收到了，请放心。您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办。」

听到这句话，张治中悬着的心放下了。但他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周恩来此举的深意，只是单纯地以为事情得到了妥善处理。

很多年后，张家人才真正明白，是周恩来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压下了这封信，从而保护了他们的父亲。如果这封信真的送到了毛泽东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周恩来的保护，如同一把沉默的雨伞，在狂风暴雨中，为张治中一家撑起了一片艰难的生存空间。当红卫兵冲击张家后，是周恩来下令派解放军前来接管，从此红卫兵再也无法进入。他还在多次红卫兵的集会上，公开宣讲张治中对革命的功绩，称他是“我们党的好朋友”。

后来，为了彻底保护张治中，周恩来安排他住进了戒备森严的解放军总医院，甚至给他改了一个化名，叫“林友文”，并且不允许家人探视和通电话。以这种方式，一大批像张治中这样的民主人士和高级将领，得以在风暴最猛烈的时候，暂时避开了冲击。

08

尽管有周恩来的保护，但张治中的心病，却无人能医。他看着十大元帅一个个被打倒，忧心如焚。

「十大元帅要是都没了，主席身边怎么办？」

这句话，他不仅在家里反复念叨，甚至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也公开讲过。最后，他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去见毛主席！」

1967年国庆节，毛泽东要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那时的张治中，身体已经极度虚弱，连站立都十分困难。他执意要去，家人拗不过他，只好让儿子一纯用轮椅推着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城楼上，人声鼎沸，红旗招展。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从广场上传来。

一纯推着轮椅，艰难地穿过人群，来到毛泽东的身边。

张治中看着眼前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老朋友，用尽全身的力气，说出了憋在心里许久的话。

「主席啊，你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了。」

他的声音不大，但在嘈杂的背景音中，却异常清晰。

「我一向认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好干部都变成走资派了？」

他喘了口气，继续说道，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

「现在被打倒的干部早就超过5%，党内我有许多老朋友都被打倒了。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你怎么办呢？」

当他说到这里时，一直安坐着的毛泽东，缓缓地站了起来。他走到轮椅前，低头看着张治中，语气温和但又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

毛泽东站起来了，出于礼貌，一纯赶紧将父亲从轮椅上搀扶起来。

张治中站着，与毛泽东对视。但他没有再说话。广场上的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而他却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儿子一纯后来回忆说，父亲当时的样子，是“很沉闷、很沉闷”，那种发自内心的绝望，让他浑身都散发着一种悲凉的气息。

从天安门城楼回来后，张治中的身体彻底垮了。他知道，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1969年春天，这位被誉为“和平将军”的老人，在经历了79年的人生风雨后，带着无尽的忧虑和不解，在北京病逝。

他的一生，始于追求和平，最终也归于对和平秩序被破坏的巨大痛苦之中。他选择了留在新中国，也曾有过欣悦和希望，但最终，他像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在自己无法理解的时代浪潮中，耗尽了最后一丝心力。

他最后的沉默，或许比那封未曾送达的万言书，包含了更多沉重而无声的叩问。

【参考资料来源】

张素我口述，周海滨整理：《欣悦与彷徨–父亲张治中的最后岁月》，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