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的那些年

钓鱼台11号楼，这座曾是江青私人居所的建筑，如今已成为她象征性的代名词。

阎长贵，担任11号楼首位机要秘书之职，于1967年10月3日，杨银禄接替其位，开始在11号楼履职。随后在1968年1月，阎长贵被押送至秦城监狱，杨银禄随即接任，成为11号楼的第二任机要秘书。

自1967年10月3日，杨银禄迈入钓鱼台11号楼的那一刻起，直至1973年6月，他在此楼间度过了整整六年的岁月。

本文，我将化身为杨银禄，与您共同领略在钓鱼台11号楼工作的独特体验。

初见

甫至钓鱼台，江青暂驻五号楼。然该楼四周环境并未得宁静，北邻与东邻皆紧邻喧嚣的马路，噪音此起彼伏。鉴于她神经较为敏感，即便是细微的声响亦能令她辗转反侧，难以安眠。加之她畏光且畏热，遂将十一号楼精心布置，搬往彼处定居。

这座坐落于十一号楼的居所，藏匿于一片宁静之地，原本专为贵宾接待而精心打造，分为上下两层。楼上的房间，是主宾的专属之地，而楼下则安排了随员的住宿。自从江青入住以来，她便独占了楼上的空间，工作人员则被安置在楼下。整栋楼几乎成了她亲信的专属领地，外界人士难以踏入。偶尔，她的女儿也会来到此处居住，同样是在楼下。

在杨银禄看来，或许正是因为江青身为一位女同志，这11号楼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她的个人领地，除她本人及其工作人员，无人得以踏足。

步入11号楼，杨银禄历经了长达三个月的耐心等候，却始终未能如愿一瞥楼中主人的尊容。直到阎长贵被押解至秦城，他才得以“转正”，从而有幸首次与11号楼的主人见面。

江青素来习惯于夜晚处理公务，直至次日午时方才悠然醒来。醒来之际，她便会轻柔地按响铃声，召唤秘书前来。这铃声的响起，蕴含着不同的含义：一声清脆，便是在召唤秘书的到来；两声连续，则是护士的紧急召唤；三声急促，则是警卫员的紧急召集。恰逢阎长贵离任的次日，午时已过，铃声再次响起一声，杨银禄便立刻明白，这是在召唤他这位秘书前来。

即将与11号楼的业主见面，杨银禄心中不免泛起一丝不安。幸好，护士许春华这位温柔可人的姑娘，早已向他详细说明了初次会面的相关注意事项。

若不幸与她相遇，切莫慌乱而逃离，务必原地驻足。即使她未曾主动开启对话，也请保持缄默。若留意到她自楼间缓缓下行，而未察觉你的存在，则应悄无声息地迅速撤离，务必确保不引起她的注意。——本资料摘自《杨银禄访谈》，作者为丁东与邢小群。

杨银禄以往对这类事件并不特别感到畏惧，最多在见到领导时心中会泛起一丝不安。但阎长贵的无故离职，却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毕竟，前任秘书的突然变动，让他不禁对自身的处境产生了种种遐想。

杨银禄缓步上楼，推门而入，映入眼帘的是江青安闲地坐在沙发上。沙发前，一个柔软的垫子静静地铺着，她那笔直的双腿便随意地搭在其上。随着一月的脚步临近，北京的气温渐渐转凉，她的膝盖覆盖着一条温暖的毛巾被。她就这样，以一种慵懒的姿态，翻阅着一摞摞陆续送来的文件与资料。

考虑到杨银禄站立，而她却端坐其上，她便轻声提醒他蹲下，并强调头部不宜抬得过高，以免她因仰头而感到交谈吃力。杨银禄遵从她的指示蹲下，然而蹲坐的时间稍长，双腿便有些许酸软。无奈之下，他干脆跪地，这样的姿势让他感到更加自在。

考虑到杨银禄丰富的军旅经历，他的言谈举止自有一股豪迈之气，声音洪亮，语速亦颇快，这让她感到有些不自在。她直言不讳地提出，希望他今后能够降低音量，放慢语速，因为她的神经较为敏感，杨银禄的这种说话风格常常让她感到头疼。

杨银禄步入11号楼已有三月余，今日才得以首次与江青面对面。

谈及对江青的初次印象，杨银禄觉得她在同龄女性中，外貌格外引人注目。她大约身高一米六六，双眼皮与明亮的大眼增添了几分神采。虽然肤色略显苍白，但想来是精心保养的结果，她的脸上未曾留下任何皱纹的痕迹。

她的秀发中毫无一丝银色的痕迹，身材适中，既不显得丰腴，亦不显得纤弱。双手修长而细腻，仿佛从未接触过劳作的尘土。

吃了下马威

本次的首次相聚虽历尽曲折，最终却安然无恙。杨银禄在心底默默评估，这份位于11号楼的秘书职位似乎尚能勉强应对。然而，他未曾预料到，次日便面临了严峻的考验。情绪激动的他几乎濒临放弃，直言在11号楼的每一刻都难以忍受。

次日上午的午餐时刻，杨银禄在清晨取回文件之后，回到11号楼向领导汇报工作，却未料领导直接询问他前几日为何返回家中。

往昔岁月，杨银禄的父亲不幸离世，家中的报丧电文传来时，夜色已深。彼时，领导们均已安寝。恰逢阎长贵值班在岗，杨银禄便向其告知父亲去世的消息，阎长贵听闻此事后，立即指示他即刻返回故乡，妥善处理父亲的后事。

话音方落，阎长贵立即拨通了后楼办公厅主任值班室的电话，详细汇报了情况。在得到批准之后，杨银禄立刻动身，夜以继日地赶往家中。他于次日清晨抵达家中，下午便为父亲料理了丧事。原本计划在家中陪伴年迈的母亲两日，然而，11号楼的电话长途传来，催促他即刻返回。

杨银禄返程后，应立即通知他，需立即与阎长贵进行工作交接。此举象征着杨银禄正式接替阎长贵的职务，成为11号楼的秘书。事后，杨银禄方始得知，阎长贵已被调往钓鱼台的2号楼，那处曾是王力和关锋被羁押之地。

此番，江青直接向他探询重返故里的缘由，杨银禄亦感茫然不解。然而，他仍旧坦诚地揭示了真相。

她却对此表示了深深的怀疑，杨银禄于是提及后楼值班室对此事也有所耳闻，并建议她前往那里进行咨询。然而，这番话却激起了她的怒火，她的言辞变得尖锐起来，也让杨银禄心中涌起了痛楚。

“无需旁询他人，若确实需要一探究竟，我便会亲临你家门，公开揭示你的父亲，看看他是否当真属于你。”——引自《杨银禄访谈录》，撰者：丁东、邢小群

言罢，即刻将杨银禄逐出门外。突如其来的责骂，加之对亡父的提及，让他内心遭受重创，宛如被巨锤击中，一片凄凉。步出房门后，他立刻拿起后楼的电话，语气坚定地表达了自己无法再承受现状，坚决要求调离目前的职位。

“我已再难停留于此。所谓返回故里处理父亲丧事的理由，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幌子，竟然还企图挖掘我父亲的遗体来证实其虚假。如此高位的领导者竟如此缺乏同情，面对此类悲剧，她本应表达慰问，但她的态度让我感到无法忍受，我无法再忍受一分钟，请立刻带我离开这里。”——原文摘自：《庭院深深钓鱼台》，作者：杨银禄在那静谧的庭院中，钓鱼台静静矗立，仿佛承载着岁月的沧桑与历史的沉淀。它见证了无数次的潮起潮落，诉说着古老的故事与悠长的回忆。

杨银禄昔日曾在后楼任职，而后转调至11号楼，担任秘书一职。在他心中，后楼宛若第二故乡，那里承载着无尽的情感与回忆。

紧接着，楼后的主任急匆匆地赶到现场，先是向11号楼的居民进行了详细解释，随后又转向杨银禄，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思想引导，这才使得事件得以圆满解决。

妻子工作调动

杨银禄的妻子名叫任秀芬，两人自长年以来便分隔于两地。近日，领导特意与杨银禄进行了交谈，并关切地探询了他的个人近况。了解到他们因工作需要而分隔两地，领导不禁深表同情，并立刻承诺将亲自下达调令，将任秀芬调至钓鱼台工作，以期缓解他们分居的辛劳。

彼时，任秀芬供职于河北定州的某家工厂，担任会计一职。然而，当办公厅的调令抵达工厂，出乎意料的是，厂方领导竟对此置若罔闻，将调令搁置一旁，任其闲置在抽屉深处。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提及此事，竟然显得格外引人入胜。一方面，那位领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手下的一个小会计竟能够引起北京办公厅的重视，直接下达调动命令，并被分配到钓鱼台这样的高级别职位；另一方面，任秀芬作为厂中的中流砥柱，在财务管理等诸多事务上都需要她亲自操持，对于工厂而言，她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历经约半年的时光洗礼，随着第二份调令的正式下达，厂里的领导们方才不得不心悦诚服，意识到自家的小厂竟然孵化出了一只熠熠生辉的金凤凰。

抵达京城后，任秀芬被安排至11号楼的食堂，继续投身于她所擅长的会计工作。

1973年6月，杨银禄迁出11号楼，随之，他的妻子亦不得不离开。至于背后的具体原因，却始终未曾对外公开。尽管如此，他们依旧同居于钓鱼台北侧的宿舍之中。尽管夫妻俩在11号楼共事，却鲜少有机会面对面相见。杨银禄常常工作至凌晨五六点，待领导安歇之后，他方才能踏上回家的路。而那时的妻子，却早已开始为即将到来的一天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考虑到妻子在1号楼的食堂担任工作，且同事们中午都选择在此用餐，杨银禄得以在饭点时分与妻子相聚，相较以往的分居两地，这样的情景让他倍感欣慰。

后记

在钓鱼台11号楼度过的那段日子，对我而言，无疑是一场充满挑战的历练。要想赢得高层领导的青睐，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工作功底，还需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出色的倾听技巧，更需拥有一颗机智灵活、善于变通的智慧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