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太子出身的王爷上位，严打宦官藩镇，在位6年开创唐朝最后盛世

众所周知，大唐自安史之乱爆发后，国势便逐渐衰落。距安史之乱至唐朝最终灭亡，间隔尚有百余年。在这期间，能够延续国运，主要得益于几位卓越的帝王，他们的明智施政让大唐的实力一度恢复，其中一位尤其值得关注。

此人在继位前，从未被册立为太子，对于皇位的获得，完全受制于宦官的安排。他在位期间虽仅六年，却成功稳住了唐朝摇摇欲坠的局势，带来了短暂的繁荣。正因如此，这位皇帝在历史上被后人称道他便是唐武宗李炎。

追溯历史脉络，唐武宗的故事其实与唐宪宗关系密切。唐宪宗在位时，实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无论是削弱藩镇权力，还是加强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使“元和中兴”成为晚唐政治史上的亮点。唐朝一度呈现出复兴的希望。由于藩镇割据和社会阶层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单靠一位皇帝的努力实难根除积弊。

遗憾的是，唐宪宗之后，两位继位者唐穆宗与唐敬宗，均缺乏治国能力。他们不仅疏于政务，更将政权交予宦官掌控。正因为此，宦官势力迅速膨胀，并最终能够左右朝堂与皇位。唐宪宗费尽心血积累的成果，在其继任者手中几乎化为乌有，藩镇局势也随之恶化。

唐敬宗去世后，宦官集团干预朝政，将唐文宗扶上帝位，原因显而易见：唐文宗性格柔弱，便于掌控。尽管唐文宗试图改变宦官专权的态势，但他的犹豫与不决，让大局始终难以改善。虽成功罢黜了王守澄，然实际上不过是将实权交到更强势的仇士良手中，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

需要指出，大唐的宦官并不仅仅作为后宫权臣，他们还手握军事大权，这正是其能够废立皇帝的根本原因。唐文宗虽不安于权柄旁落，但面对仇士良，无力回天。

有意思的是，仇士良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也出现了误判。唐文宗去世前虽然留有太子，仇士良却认为其不宜受控，于是最终拥立了李炎，即后来的唐武宗。事实证明，李炎远非外表一般人所见的温和无害。

李炎上台伊始，便深刻认识到宦官专权对大唐政局的巨大威胁。与前几任皇帝相比，他展现出更坚定的决断与魄力，上任后首要之务便是寻求可以依赖的忠臣辅佐。他迅速召回曾因政见卓著而外放的李德裕，两人意见一致，在唐武宗的支持下，李德裕得以主持朝政，政策推行迅速而坚定。依靠李德裕，李炎一方面整肃相权，另一方面收回宦官特别是仇士良控制下的军权。

宦官问题初步解决，但大唐动荡未平。藩镇割据依旧是晚唐致命的隐患。由于中央对地方的掌控逐步削弱，手握军队的节度使们开始伺机扩大自身势力。李炎即位不久，地方局势便再起波澜。会昌元年九月，卢龙军爆发叛乱，节度使遇害，新掌权者迅速向朝廷请求扩大藩镇权利，意在要挟中央。李德裕坚决反对，李炎采纳了其建议，予以拒绝。卢龙军得不到所求，复又生变。接替的将领张绛继续上奏请节钺，朝廷依然不予理睬。

地方屡次试探中央的底线，李炎与李德裕终于决定果断应对。朝廷派兵平叛，战事顺利，卢龙镇被镇压。未及喘息，昭义镇再度反叛，这一次，朝中对于是否出兵意见相左。彼时大唐北方压力未缓，兵力生存亦极为紧张，贸然征伐风险极大。李德裕坚持镇压，李炎大力支持。经过数场战斗，朝廷再次获胜，对藩镇势力形成震慑，换来了难得的持久安定。

晚唐诸帝偏信宦官，导致宰相地位日益边缘化。唐武宗深知宰相应有的重要作用，着力重振相权，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确保宰相地位得以巩固，让宰辅成为皇权的强大后盾，进一步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实现。但他同时警觉权臣专权之弊，采取措施防止相权过大，始终维护皇家统治的主导地位。

进入王朝末期，唐朝官场腐败愈演愈烈，对社稷安危造成严重威胁。唐武宗着眼于根本，强化了进士科考试的选拔标准，从源头把控官员质量。他更加注重官员能力而非数量，宁缺毋滥，确保进入仕途的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李炎还推行多级考试，只有经过两轮选拔者方可获封官职，此举有效杜绝了庸碌之辈混迹于朝。

在外交上，李炎直面回鹘的威胁。回鹘一度居于中国北方，是大唐的心腹之患。面对民族边疆的挑战，李炎果断出兵，最终取得优势，稳固了北方局势。

或许因为其在位年月不长，唐武宗的贡献并未被广泛重视。但细究其政绩，无疑极为突出。可以说，正是他的有力治理，才为大唐赢得了五十年余载的生机。